——苗再新与他的大型组画《民族之光》
孙雷
站在大型组画《民族之光》面前，很难找到一个词汇来准确地表述所体悟到的视觉震撼与内心感动。
这是一个浩繁的工程。用中国水墨全景式展现56个民族多姿多彩的生活风貌，前无古人。它要求画家除却坚实的绘画功力，还需要具备广博的民族知识、丰富的资料积累、深切的生活体验和厚实的文化素养。
这是一个严峻的挑战。56张丈二匹对开的大画，200多个置身于不同场景的人物，仅仅200天的创作时间……对于已年近花甲、且仍有公务在身的画家来说，单单精力与体力，已是何其苦、何其难！
这是一个求索的检阅。一年前刚刚摘取了第十一届全国美展桂冠的画家，清醒地面对如潮的赞誉与市场的诱惑，将头顶的光环化为照亮前行之路的明灯，以心无旁骛的艺术定力，在中国人物画发展的丹青史册 上，又一次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这种孜孜以求、茁茁以进的不舍精神，冥冥中正契合画家的名字——“再新”。
苗再新，1953年生，山东栖霞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国家画院研究员、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画院研究员、北京美协中国画艺委会副主任，武警部队政治部创作室副主任，国家一级美术师。
为56个民族造像，缘起于20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苗再新从朋友处得到了一套内容丰富的民族画册，56个兄弟民族独具特色的居住环境、别有风貌的传统习俗、色彩斑斓的服饰装扮所折射出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而不同的人文特点，深深地感染了他、吸引了他。“有朝一日，我要用自己的笔墨画遍56个民族”——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苗再新的心头萌生。
“师造化、得心源”是艺术创作的真谛。从此，苗再新便踏上了圆梦之旅，他利用自己出差与采风的时机，深入到祖国各地的民族地区，从茫茫林海到无际草原，从北疆雪野到南国渔场，从青藏高原到丝绸古路，到处都留下了这个挂着相机、背着画夹、闪烁着虔诚而执着目光的“苦行僧”的身影。黄胄言：“只有到生活中去，才会有冲动，才感到自己的不足。”“在表现生活中才能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苗再新在践行前辈足迹的过程中，对这些教诲有了真真切切的感悟。也正是那清亮的山歌、那坚毅的眼神、那淳朴的笑脸、那粗粝的人生……对苗再新的艺术道路与艺术方向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
众所周知,虽然中国人物画早在魏晋时期已趋于成熟，但它的先天不足使之在发展过程中命运多舛、日渐式微。上世纪，徐悲鸿、蒋兆和以及黄胄先生为中国人物画输入了西方文化的营养，这一革命性的创举使其重新焕发了复兴的生命之光。而进入80年代后，西方现代艺术对中国画坛再一次形成了冲击，理想主义、现代主义涌动，特别是随着美术界85新潮先锋艺术运动和“实验水墨”的兴起，“现实主义等于写实主义”的观点一度甚嚣尘上，在很多人物画家尤其是中青年人物画家的笔下，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和创作方法常常被弃之如蔽履。随着90年代的到来，传统主义开始抬头，实用主义渐行其道，在市场的操控下，放开了“手脚”的画家们“各显神通”，复古的、前卫的、唯美的、唯丑的、市俗的、怪诞的人物画纷纷新鲜出炉，流行一时。时风潮流之下，苗再新也曾有过彷徨与困惑，在少量的当年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所进行的一些尝试与探索。然而，当深入接触了大量的民族群众，获得了一个个感动与惊喜之后，苗再新越来越感到，生活本身的精彩远远超出了任何一种艺术形式的表达，“玩观念”、“耍花样”等哗众取宠式的创作，在那些鲜活的生命面前，显得是多么的苍白与单薄，表现真实生活、反映人物内在精神的意义，远远大于对形式与手法的迷恋。基于这种认识，苗再新很快对自己的艺术方向进行了修正，此后，任凭八面来风，他始终坚守着自己信念不为所动，如同默默行军的战士，扛着现实主义的大纛，义无反顾地跋涉着属于自己的艺术长征。
依照苗再新自己的计划，创作56个民族组画的时机尚未成熟，但两个原因促使他提前铺开了画纸：一是他敏锐地发现，在社会发展大潮的冲击下，一些兄弟民族的传统文化正在快速的消逝，就连最能直观表现本民族特点的衣着服饰，也已遭到了年轻人的遗弃，仅仅出现在为游客准备的表演中，而舞台上作秀式的歌舞，已再没有大地散发出的泥土气息，再难让人产生发自肺腑的感动。面对这种不可逆转的态势，一种艺术家的本能驱使他需要急迫地留下自己曾经感悟到的至纯与至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则是近年来藏区和新疆发生的民族冲突。兄弟民族同室操戈的痛楚，令苗再新陷入了深深的思考：“民族的和睦团结是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稳定与发展的基石。描绘中华民族大家庭和谐共处的画卷，凝聚各民族相互尊敬、相互珍爱、相互帮助的兄弟情谊，是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与担当。”
返朴归真的一往深情与民族情怀的大爱大义，使苗再新在《民族之光》组画的创作中，蕴含着满腔的炽热激情，这种激情在他的每一幅画作、每一个人物、每一道笔触中尽情地流淌着、恣意地澎湃着，更由他的作品传达给观众，进而调动起观众的多种感官去欣赏、去享受。于是，徜徉于56幅美不胜收的画卷间，我们不仅仅看到了苗族么妹的盛装、珞巴汉子的坚毅、锡伯箭士的勇武，而且听到了回乡欢乐的花儿、水族浑厚的铜鼓、黎家悠扬的鼻箫，闻到了门巴春日的奶香、哈尼稻田的水气、德昂山花的芬芳，甚至尝到了景颇甘蔗的甘甜、撒拉辣椒的辛烈、基诺山茶的清新……
绘画不分中西，人物最难。就中国人物画而言，单论技巧，难就难在造型与笔墨的有机结合上，这实为中国人物画的核心与灵魂，又实为多少画家终生求索而不得要领的难题。苗再新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接受的是正规学院派的素描教学，有着坚实的造型能力。难能可贵的是，科班出身的他并没有拘泥于“徐蒋体系”或“黄胄体系”，而是“自己画自己的”。正因为没有过多的负担与挂碍，苗再新在造型与笔墨结合的探索上轻松了许多。他认为，在把握中西交融中固守住中国绘画的本质是最重要的，也就是说，你的作品让人第一眼看到时首先感觉应是中国画，然后再讲其它。这实际上是契合了潘天寿提出的“距离说”。在警惕并坚守这条底线的前提下，苗再新亦科学地践行着“融合说”的观点，注重将现代审美意识融于传统技法，将西画的科学性与国画的精神性交汇一体，创造出素描、结构与笔墨天然合一的一家笔法，形成了坚实饱满、大气磅礴的艺术风格，在中国人物画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建立起了自己的明确坐标。苗再新的这种探索与成就，充分运用于《民族之光》大型组画的创作。如在表现汉族风情安塞腰鼓的《生命的律动》中，鼓手面部的刻画就极为典型：白纸对青天，斩钉截铁的一笔下去，既是素描、又是结构，更是地地道道的中国水墨，由于三者水乳交融，让人感觉不到有素描的影子，而这种素描的所体现出的结实、丰富的效果，却将蕴藏在人物体内的生命张力最大限度地开掘了出来，使欢腾的鼓手仿佛从画面跃然而出。
苗再新认为，概念化是人物画创作之大忌。如荀子所言“形具而神生”，虽然说“形”不是绘画的最终归宿，但一切造型艺术的美首先应该体现在“形”上。早年求学时，列宾名作《伊凡杀子》中伊凡四世那极度紧张、惊悚、痛苦与懊悔的形象，给苗再新留下了刻骨铭心的烙印，更让他认准了形象就是生命、就是力量。苗再新感到，如果将56个民族画成了千人一面的“连环画”，那这个创作无疑是失败的，也注定毫无意义。下笔伊始，他就把塑造形象定为了创作的根本任务，并对自己提出了近乎苛刻的要求：画面中的每一个主要人物都要有原型。诚然，这种自信是建立在画家大量的速写、写生、默写及资料积累基础之上的。遍览56张画作，不论画面中的人物是组合群像还是单独肖像，其形象塑造均是独具个性、神韵各异，从《姑娘追》、《中流击水》、《收获时节》、《清流》、《欢乐花儿唱不完》、《瑶妹长发最迷人》等作品可以看到，作者尤其善于捕捉人物形象在瞬间的生动变化，达到以形传神，从而淋漓尽致地展现出兄弟民族朴实不雕的美、狂放不羁的美、多情善感的美，给观者以强烈的感染力、冲击力和吸引力。
以和谐的画面表达和谐的内涵，这是苗再新在创作中牢牢把握的重要原则，也是他探索与追求的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讲，56幅民族风情画创作的过程，实现上也是一个斟酌取与舍、调合墨与色、处理繁与简的过程。许多同一地域的兄弟民族生活习俗、衣着服饰非常接近，如回族与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在表现上就难以区分，为避免雷同，苗再新便以不同场景的选取加以区别，回族对唱花儿的纵情、保安族击水中游的勇毅、东乡族巧手绣花的细腻、撒拉族辣椒丰收喜悦，把四个民族的风情鲜活生动地表现了出来。衣着艳丽也是兄弟民族的一大特点，如何既真实反映生活，又保持水墨韵味，还要整体构成协调，苗再新在每一幅画作中都匠心独运、巧作安排。《壮家织女》、《珞巴汉子》、《高原雄鹰》以墨为主、意韵相生，《幻彩山乡》、《阿细跳月》、《草原春色》以彩为主、绚烂如梦，《生生不息》、《岁月有痕》、《畲家姑娘巧梳妆》墨色并用、相辅相成，而《火红的日子》、《挑花毯》、《羌寨秋艳》则着意突出一种或两种颜色，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在如何处理兄弟民族的繁琐佩饰方面，苗再新借鉴了油画找大感觉的方法，在笔墨运用上高度提炼，观来既符合实际，又毫无繁复之感，保持了国画的写意特质，这在《盛装》、《和声》中得到了完美体现。
丹青铭志，大美立言。饱含着苗再新激情与心血的大型组画《民族之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向世人展现出一幅中华民族和谐共生、和衷共济的壮丽画卷，而这画卷的背后，是一个艺术家把自己的创作与国家、民族命运紧紧相连的使命与责任，是一种至高至美的艺术境界。
